朱家的26位教师：聚餐像教育局开会，有人穿西装却捡霉月...

宋雨

原标题：朱家的26位教师：聚餐像教育局开会，有人穿西装却捡霉月饼吃

摘要：选择从教意味着什么？对朱以勋一家而言，似乎是一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朱家位于江苏省睢宁县邱集镇大余村，几十年来，挂在正门边上的“优秀教育世家”的牌匾已有些锈迹。五代从教，给予了朱家地位、荣誉和人情便利，也让他们日趋保守，三尺讲台成为一个家族在职业上的惯性选择。

9月8日，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教师总人数已超1700万。朱以勋一家五代里有26位教师，朱以勋从教47年，从臭老九到全国名师，他和他的家族成为教师群体的一个缩影。

文 | 罗晓兰

编辑 | 龚龙飞

剪辑 | 沙子涵

明天是教师节

一眼看去，这是个普通又世俗的乡下老人。他身体佝偻，穿着半旧长衣裤和老人鞋，骑着一辆缓行的电动车，白发在风中凌乱。有人跟他打招呼，他记不起来，但很熟练地寒暄，这是一个老教师的社交日常。“哎哟”，他想起来了，连说：“孩子都结过婚了？都有房子？还有车？不错。”

明天是教师节，他换了身衣服。

天未亮，朱以勋起床了，穿上黑西装，将头发向背后整齐梳去。衣服是15年前买的，平时舍不得穿，崭新到发亮，裤腿中间，折叠处有道棱。白衬衣下是背心，最顶端的一颗纽扣都贴着喉咙，他一把系紧了，看上去特别精神。

朱以勋82岁，其中有47年都在教书。节前一周，睢宁县教育局就给他打电话，让他近期务必在家。9月9日上午，朱家祖孙三代5名老师参加县政府组织的表彰大会彩排。

教师节表彰大会彩排现场。讲述者供图

在各地会议现场，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以及和国内外访客的合影里，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有几十张荣誉证书，如果聊起来，他会着重强调1989年的“全国优秀教师”。

9月上旬，好几家媒体找过来，他说的最多的词是“国家”“民族”。他做了大致统计，朱家五代人总共不超过150人，有26位教师。朱以勋出生于1940年，解放前，他的父亲和两位长兄都在县城边某小学教书。校舍是土墙草顶的平房，先生穿长袍，戴礼帽，学生穿着土布，背的是自家缝制的书包。

他的父亲教语文。教材是竖排版，大部分是古文，他记得小学第一课的内容是“来来来，来上学，进进进，进学校”。学生摇头晃脑地背诵，背不出来的孩子，手心就要接住老师挥下的戒尺。

朱以勋的祖父也在该学堂任教，高祖父、曾祖父是私塾先生。朱以勋是家中幼子，晚上入睡前，祖母抱着他讲祖辈从教的故事，希望他也是个令人尊敬的先生。

现在，“优秀教育世家”的牌匾挂在墙上，齐门高，红色正楷字体，方正整齐。朱以勋会强调说，“关键是‘优秀’，教育世家很多，优秀的不多见。”

朱家门外。罗晓兰摄

1959年，朱以勋从江苏省运河师范学校（现运河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先是进入睢宁县黄圩乡水章小学任教。学校在苏皖交界处，共100多个学生，朱以勋教的六年级是单独班级。进了教室，他眼前一阵昏暗。茅草屋顶，土墙里混合着剁碎的秸秆，窗户是三角形的，没有电。黑板是染上黑漆的木板，板擦是旧棉絮。

19岁的新教师有些紧张。48个学生里，好些学生年纪比他大，有的20多岁，有的已结婚。

过了几年，运动来了，水章小学停了课。

朱以勋被带到教室里，黑板上写着“批斗会”三个大字。昔日的学生已上初中，站在讲台上高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朱以勋”，朱以勋害怕被打，直说是我的错，我是无意忘掉。没想到只过了10分钟，会就散了。恢复教学后，他每天循例念语录，一直到1975年。公社里有人喊他“臭老九”，他听见了，只说：“我不臭。”

衣钵

春节期间，朱家举行家庭聚会，氛围很像教育局开会，“咳咳”，清嗓子的声音不时响起，有的人话说完，还会加上一句“……会怎么样？”

朱以勋坐在上座，宴席伊始，先对上一年做总结，尤其表扬教师晚辈最新取得的成绩。上了菜，席上不能抽烟喝酒，碗筷交错，众人七嘴八舌交谈。这时有人喊道，想说话的请举手，几只手就举了起来。

朱以勋的4个子女里，有3个是老师，都在村小任教过。原本，他们想进城。当年，朱家大儿子进了县化肥厂，月工资近150元，还不时从厂里带回免费的肥皂、毛巾，和过节时发的烧鸡。二儿子朱淑君对他十分羡慕，但兄长劝他当老师。工厂条件差，机器轰鸣，说话靠喊，地上遍布油污，化肥味辣眼睛，工人还全年无休，每天三班倒，不如教书体面。

这是1991年，内陆的工作机会并不多。朱淑君高中毕业，就登上了大余小学的讲台。1980年，朱以勋开始担任这所村小的校长，朱淑君先当了一年民办教师，每月工资三四十元。

朱以勋（左一）指导朱淑君（右一）和学生在户外写生。讲述者供图

与上一代的校园生活相比，朱淑君看到的变化是更为具体的，补丁从学生的衣服上消失，他们穿上成品衣，的确良或涤卡材质，草鞋也换成了布鞋。大余小学校门口的土路变成砂石路，最后铺上水泥。村小的课程由一人兼任多门，鲜有专业教师。因为父亲的关系，朱淑君教了几年副科。受父亲影响，朱淑君从小喜欢画画，第一堂课，他在黑板上画了一只小鸟，学生“哇”地惊叹，纷纷鼓掌。

九十年代，南下打工潮兴起。朱淑君的几个发小去了广东，几年后回家起了砖房，在一片土房、草房里，那鲜艳的红色十分刺眼。他们的月薪是朱淑君的20倍。

家人不同意朱淑君外出打工，他得接过父亲的衣钵。虽然两个姐姐是教师，但她们出嫁了。

2000年前后，朱家才盖起了砖房。当时，教师的工资涨幅较低，到1995年，作为校长的朱以勋，月工资100元。从1960年到1980年，他的工资从34元涨到了38元。

但出门总是要讲究的，要为人师表。妻子给他做衣裳，用的是最好的料子。他穿西服出现在校园里时，有老师嘲笑他是“穷骚包”。

朱以勋在大余小学当校长，做绿色教育，保护森林，学生用作业本必须正反两面都写。他还发表爱鸟儿歌，向全国中小学发出倡议书。接着，他成了知名教师，学校的地址被定为教育基地。

朱以勋和学生在一起。罗晓兰翻拍

尽管名气日增，但清贫还是长期笼罩着朱家。

朱以勋去贵州开会，返程时买完票，身无分文。他路过垃圾堆，发现有包东西，他左右张望，见四下无人，翻开报纸，看到了12个发霉的月饼。他闻了闻，还带着香气。上了火车，他掰掉发霉的边角，就着热水，吃了一天。此后，不报销路费的会议他绝不参加。

时代发生变化时，这份职业的好处又出现了。

1998年，“砸三铁”的热潮传到睢宁县，化肥厂倒闭，全厂集体下岗，朱家长子领到了3000元补贴，没了铁饭碗。

朱家二女婿此前是县外贸局的会计，单位先是改成公司，最后破产了。下岗潮席卷这座苏北县城，他找不到工作，只能开“蹦蹦车”载人，单人单次1元。他原本白净，清瘦，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的。现在他开着出租车，皮肤被晒成深黑色，粗糙。他一再对妻子说“当老师多好啊”。朱家二女儿也当了教师，高中毕业后，在大余小学任教。

朱淑君有美术基础，于是就利用业余时间做起了雕塑生意，他给全县的中小学打电话，“我是大余小学的老师”，对方都说认识。

第一单生意做成时，他赚了2600元。“简直是太高兴了”，他点钱时不敢相信，数了又数，手在发抖。他第一次见这么多钱，是他近两年的工资。那是陶行知的塑像，他做了20多天。

有媒体来了，朱以勋通知当教师的子女孙辈赶来，并一再确保每人都有发言和上镜的机会。他的表外孙女在邱集镇中心小学任教，电视台去学校拍摄，朱以勋向校长引荐，热情地握手寒暄。

朱以勋的表外孙女在课堂上。罗晓兰摄

回家乡

他的重孙女现在11个月大，坐在儿童椅上，左顾右盼，还不会说话。当朱以勋与她告别时，会很自然地说道：“再见，未来的朱校长，朱院长。”在朱家，选择当教师似乎具有强大的惯性。

比起一般家庭，教师家庭或许更为传统。朱以勋有7个直系孙辈，2个是在职教师，3个在国企或体制内工作，有的是因为未能考取教师，有的是性格不适合从教。

还有2人，是未来的教师。朱以勋的长孙今年研究生毕业，学计算机，是热门的人工智能方向。目前，他在宿迁一家国企工作，同时在考取教师资格证，“我一定会当老师的”。本科毕业后，他想积累社会经验，没有选择去大城市挣高薪，而是报名苏北计划，在睢宁某镇当了一年的志愿者，工作内容简单。

儿时，朱淑君四姐弟有些畏惧父亲。看到他回来，大家躲开，怕他查问成绩。家里不允许打扑克和玩游戏，只能学习。高考结束后，没有考取大学的孩子都挨了打，“真打，用手掌拍在头上，我都哭了”，二女儿回忆道。

严格的家教在代际中延续。朱宇阳读小学时，父亲朱淑君每天检查他的作业，如果因为粗心犯了错，就会挨揍。寒暑假，每天要完成作业和辅导书，检查无误后，他才能出去玩。

朱宇阳和祖父交流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罗晓兰摄

朱淑君的女儿朱宇婷是家族里最小的孙辈，现就读于运河高等师范学校幼教专业。几年前，朱淑君觉得女儿考不上县里的重点高中，便安排她读了这所五年制师范学校。学校里，同学绝大多数在准备专升本，考编制和考教师资格证。竞争激烈，朱宇婷打算回家乡工作，考进公办幼儿园。

大城市生活太累。原本父母想让她当医生或护士，家里有事能帮上忙。她看到在医院工作要上夜班，就作罢了。

睢宁县的经济欠发达，房价却高到每平米七八千元，好的楼盘甚至接近2万。即便如此，朱家的孙辈们，绝大多数回到县城或在徐州市，以及离家更近的宿迁市工作。

事实上，当好一位教师也并不轻松。朱宇阳工作第一年，月薪到手1800元。幼儿园离县城远，他要一早骑电动车到公交车站，再乘坐四五十分钟的乡村班车，如此辗转了三年。学生年龄小，需要随时看护，教师责任重。朱宇阳将大学里学到的游戏教学等授课方式搬到村幼，家长不理解游戏的意义，一些家长认为他应该提前教授拼音等小学知识。

慢性咽炎等职业病在朱家很常见，在这个家族里，很容易看见润喉糖、金嗓子，茶杯里可能是罗汉果茶。

朱家几代教师统计表格。罗晓兰摄

工资高了

使用手机时，朱以勋会戴上黑框眼镜，将字体调到最大，右手食指慢慢滑动屏幕，将拼多多的购物车塞满。每隔几天，他骑电动车去镇上取快递，带回零食、日用品和子女眼里无用的东西，比如剥蒜机。

现在，朱以勋每月的退休工资近7000元，是1995年70倍。退休后，他过上了闲散的生活，养蜜蜂，种果树，学会使用智能手机后，他迷上了网购。每个月，他要消费近千元。近些年，朱家教师们的收入也显著提高了，朱宇阳月工资来到了五六千元。

随着就业环境和教师薪资待遇的变化，教师岗位又成为香饽饽。朱家长孙女在宿迁市某城区小学担任语文老师，8年前，她参加该校招考时，这个岗位的报录比约为80:1，现在只会更高。

朱以勋坐在家中，身后是退休时学校赠送的镜子。罗晓兰摄

朱家的子孙们觉得教师待遇高了，教学条件好了，但社会地位却不如祖辈，也没有那么多的情怀。师范毕业时，其实朱以勋被分配至徐州市城区，他拒绝了，说自己立志从事乡村教育。

农村通电后，夏天，村里人都买了电风扇，朱家只能全家躺在地上的凉席睡觉。朱以勋妻子带着四个孩子忙碌了几个月，卖完油菜籽，将钱攒起来准备买风扇，不料被朱以勋偷拿去，买木头做了鸟箱。她气得大骂粗话，朱以勋悄悄地躲回了学校。

朱以勋虽然怕老婆，但在大余村却有崇高的地位。有家长给朱以勋送来蔬菜瓜果，路上偶遇，隔得很远，就从自行车上下来，推车向前，向他致意，寒暄许久。

朱宇阳他们感受不到这些，在路上相遇，有些家长连招呼也不打，开着车擦身而过。

2018年，大余小学撤并，留朱淑君看校。9月上旬，几场秋雨后，校园里多有积水和落叶，教室的角落里结了蜘蛛网。只有访客参观时，他才是教师、宣讲员，平时，他需要干清扫垃圾、除杂草的工作。

朱淑君留下来守校，手中拿着喂鸟的粮食。罗晓兰摄

进入21世纪，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学生随着父母迁走。2008年，全校总共不到200人，比两年前减少了近400人。

朱淑君有时会羡慕，他的几位童年玩伴现在都致富了。有人开了五金厂，身价几百万。有人回收工厂废料，固定资产上千万，他还在睢宁县城买了几个门面房。

朱以勋不太满意子孙们目前的成就，尤其是所读大学。在他看来，中国最优学府是北京师范大学。这让孙辈不敢放松，不断努力以满足祖父的期待，领到奖状或发表了文章后，第一时间拍照发给朱以勋。

大余小学现状。罗晓兰摄

2006年6月，朱以勋上了最后一课。那天，月季花开了，校园里都是鸟叫声。他走进教室，踱步，和往日一样摸摸学生的头，俯身教学生写字，接着拿起粉笔，手和身体都在微微颤动。

朱家的教师们没有统计过自己教过多少学生。朱以勋记得，大多学生初中毕业不再上学，此后成为工人、农民、个体户等，许多人与小学老师失去联系。也有的学生后来当了小学老师，他总是要求学生的作业本要正反两面都用，这一条成为了他教书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