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登台授课，沈从文在讲堂上呆站了10分钟

文心

辜鸿铭上课对学生有何要求？鲁迅在讲台上如何评价秦始皇和曹操？沈从文第一节课竟说不出话？徐志摩课上带学生外出“旅行”？钱理群怎么评价他的老师王瑶？

我们熟悉这些大家们的文字，但却很少了解到当他们在大学里，站上讲台的时候，是怎么表达，又是怎么和学生交流的。

在下文中，我们将以学生视角再次打量梁实秋、梁漱溟、沈从文、熊十力、鲁迅、胡适……这些曾在北大讲堂上传道、受业、解惑的名师们。当埋头书斋时，他们是文豪、思想家、学者；当面对学生、指导学生时，他们是一代代青年精神求索的引路人。

从时间跨度上来说，这些师者相距一个世纪，但他们讲课时却拥有着同样的投入与热情——思想的锋芒也由此闪烁。

下文选自《先生说》，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1

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儒学家，1917年-1924年在北大教授印度哲学

1917年，蔡元培从欧洲访问归来，出任北大校长。梁漱溟拿着自己的论文《究元决疑论》登门求教。

蔡告知：“我在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

让梁没有想到的是，蔡接着提出请他到北大任教并教授“印度哲学”一门课程。

梁大吃一惊，谦虚地表示，自己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呀”，蔡回答说：

“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

梁总不敢冒昧承当。

蔡又申说：

“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

蔡的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梁，他便应承下来。

1918年7月，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合影。前排教师左起：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二排左四为冯友兰。

2

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学者，1915年起任北大英文教授。

沈从文回忆辜鸿铭在北大讲学时的情景：

“辜先生穿了件缃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数人继续发笑，多数可就沉默了。”

沈称辜的这句话给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另据震瀛回忆，辜鸿铭在北大执教时，“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辜常教学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音调很足，口念足踏，全班合唱。“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这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

鸿铭在北大讲授的是英国文学，每学期上第一堂课，他都要先对学生宣告：

“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早退出：

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这是师徒大义，不可不讲；

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

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

辜要求虽严，但一般是没有学生退堂的。讲到得意处，他会忽然唱段小曲，或者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或糖果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陈独秀说，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辜坐在靠椅上，拖着辫子，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儿吸水烟，一会儿喝茶，学生着急地等着他讲课，辜一点也不管。有时一年下来只讲六首十几行英诗。但他讲起来时，常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他称

“英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国风又可分为威尔士风、苏格兰风等七国风（只是没有萨克斯风）”。

他还对学生说：

“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

有学生向他求教学语言妙法，辜言道：

“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

他主张的就是中国私塾教授法：

“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

3

鲁迅

鲁迅（1881-1936），文学家、思想家，1920年-1926年在北大国文系任教

冯至曾先后两度听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在他看来，听鲁迅讲课，与读其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鲁迅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但却十分中肯、剀切。

譬如谈到秦始皇，鲁迅说：

“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

谈到曹操时，他说：

“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

4

熊十力

熊十力（1885-1968），儒学家，1922年起在北大教授“佛家法相唯识”

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

到北大任教后，他因为受不了上下课的约束，且认为“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收益”，便不去教室上课，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在家中授课，成为北大教师中的独一份。

熊讲起课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一连讲三四个钟头，中间也不休息。他从不坐着讲课，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画画，讲到高兴时，或谈到重要的地方，往往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屋宇，以至学生们都不敢坐第一排，怕熊的“棒喝”。有的人躲在最后一排，以避其锋芒，他就从最后一排拍起。朋友们与他谈话，也不敢靠近他。

5

胡适

胡适（1891-1962），1917年7月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数十年，担任过中文系主任、英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长等职务

“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胡适到北大之前由陈汉章讲，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胡适到北大后接任此课，一开始授课便新意迭出。当时的学生顾颉刚回忆：

“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1924年9月，胡适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同人合影。前排左起：董作宾、陈垣、朱希祖、蒋梦麟、黄文弼；二排左起：孙伏园、顾颉刚、马衡、沈兼士、胡鸣盛。三排左二为胡适

胡适的演讲式教学方式在北大颇受欢迎，常常因红楼教室人满为患而搬入二院大讲堂。

他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很有新意，如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时，给学生们介绍了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但同学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

柳存仁称：

“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普通话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地热挚真恳，带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地能够感动人。”

经胡适提议，1917年11月16日创刊的《北京大学日刊》

6

钱穆

钱穆（1895-1990），历史学家，1931年起在北大历史系任教

钱穆是北大学生喜爱的教授之一。他在北大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中国通史”等课程，从来都是两个小时连起来讲，中间不休，钱讲起课来感情充沛，声音洪亮，生动活泼，令听者忘倦，因此教室内总是座无虚席。

朱海涛描述钱的讲课风采道：

“一副金属细边眼镜和那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雍容潇洒。向例他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地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地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越听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这种充实而光辉的讲授自然而然地长期吸引了人。”

期末考试时，钱出的题目也很新颖。有一年，“中国通史”考试时，有一道题只有八个字——“拟旨”“批红”“判事”“封驳”，意在考查学生对唐代政治制度及其机制的掌握情况。考试下来，学生张锡纶对人说：“试题出得真棒！”

晚年的钱穆坚持在台湾素书楼传道授业，讲授中国文化。有一次，他在家中为学生讲课时突然说：

“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

7

徐志摩

徐志摩（1897-1931），诗人，1924年-1926年在北大英文系任教

诗人徐志摩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又任北大教授。他讲课不拘一格，潇洒随意。有时干脆就把学生带出教室，到郊外青草坡上杂乱坐着，或躺着，听着小桥流水，望着群莺乱飞，让学生和他一起畅游诗国。据沈从文回忆，徐有一次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对学生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

有人描写徐志摩在北大上课时的风采：

“先生在北大不穿西服，或者以为中国服比洋服诗意较多。先生住胡适家中，每至上课，均坐人力车，并不提黑皮包，仅仅散抱几本书于怀内。先生尝口衔纸烟进教室，放脚于椅上或坐于书桌上讲书，在其蔼善面孔与疏朗音调中时时流露诗意之灵感，刹那间，和谐而宁静浑圆的空气，充满教室。有时使人感觉似在明月下花园中听老者讲美丽故事之神情。讲至痛快淋漓之际，将眼镜摘下，徐徐用手帕揩拭，擦净后再戴上。”

8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1929年被聘为中国公学国文系讲师，讲授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

沈从文26岁那年，受中国公学之请，第一次登台授课。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很多，沈竟然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先在讲堂上呆站了10分钟。

10分钟以后，才径自念起讲稿来，仅10分钟便“讲”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然后望着大家，又一次陷入沉默，最后只好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

学生因此而大笑不已。课后，学生纷纷议论：“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此话传到胡适耳里，胡微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据沈从文的得意门生汪曾祺回忆，沈曾在西南联大讲授过三门课程：“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

他讲课没有讲义，讲起来毫无系统，多是类似于聊天的即兴漫谈。经常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作业讲一些问题。

他虽然读了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总是凭直觉说话，从不说亚里士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

他讲课的声音很低，湘西口音很重，因此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

他讲话也不借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但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

他教学生创作，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他从不给学生出命题作文，谁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自己命题。他给学生作文写的批语，有时比学生的作文还要长。

9

季羡林（1911-2009），语言学家，1946年起在北大东方语言系任教

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法西斯统治时期，求学条件殊为不易，但他仍忍饥挨饿，发奋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梵文、吐火罗文、巴利文，研读梵语佛教经典。

留学期间，他的功课门门得优。当毕业论文胜利通过时，他的感受是：“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亲爱的祖国。”

季羡林的几位弟子编《季羡林文集》，在前言的初稿中称季为“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唯一终身教授”。季看后要求删去，并说：

“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唯一的’，文科是唯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唯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了解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

季羡林经常讲：

“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

“鹦鹉学舌，非我所能；陈陈相因，非我所愿。”

1998年，程郁缀担任北大社会科学部部长，季已80多岁。当时学校文科机构经常召开各种学术会议，程常请季出席讲话。没有特殊情况，季总会应邀参会，每次讲话都不长，控制在十分钟到一刻钟左右；而且每次讲话中都有几句他自己的想法和见解。

有一次，程拜访季时说：“季老，人们说您可以称得上‘三必先生’了。”季闻言不解，程解释道：“所谓‘三必’，即您每会必到，每到必发言，每发言必有新意。”季笑了笑，对程说：“前两点勉强称得上，第三点实在不敢当。”

北大长期流传着一段关于季羡林给新生看行李的佳话：某年9月初，北大新学期开始。一位新生带着一大堆行李来报到，实在太累，又要去办入学手续，就把行李放在地上。正在发愁之际，刚好走来了一个衣着极为朴素的老人，样子亲切和蔼，就像个老校工。这名新生便上前说：“老同志，给我看一会行李好吗？”老人爽快地答应了。那位新生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近一个小时过去后，新生归来，老人还在静静地看守着。新生谢过老人，两人分别。

直到北大开学典礼时，那位新生才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10

梁实秋

梁实秋（1902-1987），散文家、学者，1934年起在北大教授英国文学史和英文诗歌

梁实秋在北大上课时，黑板上从不写一字，他说：“我不愿吃粉笔灰。”梁虽为留洋归来的学者，但上课时却常常身着长袍马褂，脚蹬千层底布鞋，活似一老派学者。他讲课的功底十分厚重，很有感染力，据说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解英格兰诗人彭斯的一首诗，情思悱恻。讲不多时，有一女生为情所动，泪下如雨；梁继续再讲，她竟伏案放声大哭起来。课后回家，梁向家人提起此事，梁的儿子问梁：“您是否觉得抱歉？”梁答：“不，彭斯才应该觉得抱歉。”

11

王瑶

王瑶（1914-1989），文学史家，1952年起在北大中文系任教

陈平原曾追随王瑶攻读博士学位，陈在《为人但有真性情》一文中，曾这样描述王的“传道授业解惑”之法：

“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面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

1989年春节，陈平原、钱理群在王瑶先生家书桌前

12

钱理群

钱理群（1939-），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作家，1981-2002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

钱理群的学生郑勇说，在北大中文系，极少见到像钱讲课那样感情投入者：

“由于激动，眼镜一会儿摘下，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拿在手里挥舞，一副眼镜无意间变成了他的道具。

他写板书时，粉笔好像赶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显得踉踉跄跄，免不了会一段一段地折断；

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的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讲到兴头上，汗水在脑门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赶路或者吃了辣椒后的满头大汗。

来不及找手帕，就用手抹，白色的粉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讲得一头大汗，脱了外套还热，就再脱毛衣。

下了课，一边和意犹未尽的学生聊天，一边一件一件地把毛衣和外套穿回去。如果是讲他所热爱的鲁迅，有时你能看到他眼中湿润、闪亮的泪光，就像他头上闪亮的汗珠。

每当这种时刻，上百人的教室里，除老钱的讲课声之外，静寂得只能听到呼吸声。”

本文节选自

《先生说》

作者: 杨虎 / 严敏杰 / 周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