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的夹边沟：一辈子写不完的往事

后知 · 发表于 5 天前

杨显惠的夹边沟一辈子写不完的往事

　　杨显惠作家，甘肃东乡人，1946年生于兰州。1965年赴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安西县小宛农场劳动，1971年入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就读，1975年于甘肃省农垦局酒泉农垦中学任教，1981年调往河北省大清河盐场工作。1988年成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现居塘沽。著有短篇小说集《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并以后者获选本报书评周刊2007年度图书，亦曾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中国小说学会奖等多种奖项。

　　许多地方有着隐秘而惨痛的历史，然而很少有像夹边沟这样的地方，沉淀了太多的亡魂，却因一位作家坚忍的写作而得以揭开面纱，昭告世人。做这件事的人叫杨显惠，他寻访了一百多位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写出了《夹边沟记事》；他又找到了150多位定西地区经历饥荒的孤儿，写出了《定西孤儿院纪事》。如今，他的新作《甘南纪事》正在上海一家文学期刊连载。他说甘肃的故事一辈子都写不完，可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正在一个个死去，再不抓紧时间，就没有故事了。

　　亲历

　　狗都饿得爬不起来了

　　我祖籍在甘肃东乡县，到我父亲那辈人已经来到兰州，我就是在兰州长大的。饥荒年代，城市里还算不错，基本能保证不饿死人。1960年前后我在上初中，每月口粮30斤，到高中时变成32斤。1970年赶上工农兵大学生第一届招生，我在甘肃师范大学念数学系，每月还有30块钱的工资。为什么学数学？名额就是数学系的，你要不想上，有的是人想上呢。

　　在师大有个农村来的同学，跟我同岁，后来当了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我们俩去搞过两次“外调”———在快毕业的时候，学校就会收到有些地方寄来的举报信，说某某学生家庭有问题，有过什么历史污点之类的。因为当年工农兵学员都是推荐上大学，僧多粥少，肯定会有人认为推荐不公平。系党支部要核实这些举报信的情况，就派我和这个同学去基层调查，我们跑了两次，一次去武威，一次去定西。

　　那是我第一次到定西地区，我同学家在定西的通渭县，1975年的那天，在县城里，他说我们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你跟我回趟家吧。我们就往他家走，沿着山路到离县城很远的村里去。到了他家，我很吃惊，太穷了，连一间房都没有，就是拿土块垒的拱形窑洞。他们全家只有一床被子，当天晚上我和他还有他弟弟，三个人睡在炕上，合盖那一床被子。他母亲和衣睡在厨房里，他父亲吃过晚饭就出门了，我想可能是去亲戚家睡了吧。

　　这同学就给我讲，他家在1960年饥荒的时候拆掉了房子，木头都换了粮食吃。他亲生母亲当年饿死了，现在这个是他继母，他还有个妹妹也饿死了。没有食物，他就出去流浪了两三年，直到饥荒过去，十五年了，他家还是住在窑洞里，盖不起房子。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村里转悠，走到生产队的麦场上。他指着一堆麦秸说，昨晚他父亲就睡在这里。

　　然后走到一个院子门口，他说这里住着一个朋友，我们去看看。我见有只黄狗在地上卧着，就说你先过去，把这个狗抓住，不然狗认识你，不认识我，咬我怎么办。他说没关系，这狗不咬人。我看他说得肯定，就走过去。

　　经过那只狗旁边的时候，狗抬起头，看看我，又趴下了。

　　我们走进院子。他说：你知道那狗为啥不咬人？

　　我说：为啥？

　　他说：狗都饿得爬不起来了。

　　往事

　　田间聊天遭遇夹边沟

　　那已经是1975年了。我估算一下，这个同学家里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也值不上我两个月的工资。他们吃的是人民公社，凭工分能分到一点粮食。你知道一个工分多少钱吗？一个人劳动一天，挣十个工分，换算下来等于两分钱。你家一年吃了多少粮食，用了多少柴火，会计都有记账的，到年底公社结算，你劳动挣的钱还不够吃掉的钱。

　　那两天给我印象太深了，所以1979年我写第一个短篇小说的时候，就写上了这段见闻。那篇小说题目叫《陇上七月》，后来发表的时候，杂志编辑觉得“陇上”太刺眼，一看就是写甘肃的，就给改成了《七月里》。

　　但是此后，我一生都在写甘肃。我1988年至今都住在天津，可是二十几年来我从没写过天津，我没有思考过现在的城市生活，觉得光是写甘肃，写农村，写历史，这辈子可能都写不完。到农村去，贫困是明摆着的事实，但在学校里我们不知道。我以前光知道1958年到1960年这段时间闹饥荒，饿死人了，没想到直到1975年他们仍然吃不饱。2003年我重返定西调查孤儿院的情况，问过那里的老人，什么时候才吃饱肚子了？老人们说，大概是1981年到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头一年承包了还不行，因为土地在集体经营时代已经贫瘠至极，要经过一两年的农民自主耕作，粮食才能打下多一点。

　　师大毕业以后，我又回到农场当教员，有一回带着学生去劳动，碰到好几年没见面的农场场长。我们在田间地头聊天，他就给我讲起了夹边沟。

　　夹边沟在酒泉境内，沙漠边上，最初这里建立农场，是因为有一小片盐碱地，开荒出来的话能养活四百人。咱们国家解放后关押了很多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的旧职员，罪行严重的枪毙了，罪行轻的就判刑。到上世纪50年代有些人刑满释放，不能让他们到城市去，怎么安置呢？就成立了一些“就业农场”，夹边沟是其中之一。

　　只能养活四百人的盐碱地，来了三千多右派，于是很快就缺粮。对外告急没有用，全国都在闹饥荒。那时候劳教其实比坐监狱还惨，监狱有国家调拨的囚粮，劳教农场只能自己种粮，种不出来，就得饿死。

　　后来我多次到夹边沟实地探访，那种艰难的生存环境，确实超乎想象。零下二十几度的冬天，没有任何办法取暖，人们住在“地窝子”里。我当知青时也住过这种地窝子，就是地下挖个坑，拿大圆木架在坑上做梁，再找点草盖上，人就睡在坑里。1959年夹边沟农场的人均粮食定量，由每月30斤降到20多斤，到1960年降到15斤。长期吃这么少，劳动强度却很大，谁也耗不起。

　　追问

　　他们为什么不逃走

　　人在饿到不行的时候，不会逃跑吗？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控制严密。现在我们有身份证就可以到处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你到哪都会碰到查户口的，要是没有单位介绍信，你去外地找不到工作，连旅馆都不给你住，饭店都不卖饭给你。其二，右派们很多都是国家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我跟着党走了这么多年，现在犯了错误，在农场里好好改造，几年后释放回家，还能找个工作，重新做人。不能为了逃避现在的困难，变成失去身份的人，一辈子流浪。

　　况且，就算真想跑，你也未必跑得出去。我讲个真实的故事吧：定西地区通渭县和邻县交界的路上，当年设有一个哨卡，几个民兵守着。一天来了一家人，是夫妻俩带着几个孩子，说饿得不行了，想到邻县去。民兵们就给拦住了，说你们回家去，并且派一个民兵押送这家人回去，我们暂且叫他民兵甲。哨卡上有食堂，民兵甲就用口袋装了几个馒头背在身上，准备把这家人送回去，再把馒头给他们。

　　一行人就这样上路了。过了两三个小时，民兵甲回来了，馒头还背在身上。别的民兵就问他：怎么这么快？

　　唉，走到一个山梁上，他们说没力气，坐下歇会儿，说什么也不走了。我没办法，就回来了。

　　那你怎么不给他们馒头呢？走不动了就吃馒头嘛。

　　哎呀，我忘了。民兵甲说。

　　这件事是当时在场的另一个民兵后来讲给我的，就叫民兵乙吧。过了两天，民兵乙走这条路去办事，就看见那一家人还坐在山梁上———他们坐下去就没起来，大人孩子好几口，全都饿死了。

　　在一切不能以常理推断的年代，有饿死的，也有撑死的。夹边沟有个右派，趁麦收时到地里偷吃生麦子，吃完还喝了开水，结果到晚上，麦子在他肚里发酵胀大。他翻滚号叫了一夜，还是死掉了。第二天，管教干部召开批判大会，指着他的尸体说：“这种人不服改造，挖社会主义墙脚，现在自取灭亡！”这个右派的老婆就在现场，都不敢哭出声来。

　　夹边沟　

　　地名，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巴丹吉林沙漠是世界四大沙漠之一，总面积4.7万平方公里。夹边沟曾经有一个劳改农场，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大饥荒年代，近三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

　　调查

　　那个苦难的年代

　　我再讲个故事。有个生产队，队长是从外村派来的。当大家饥饿的时候，知道队里仓库还有一点粮食，村民们就跟队长说，大伙儿饿得不行了，你把粮食分点，给大家吃。队长说不行。村民们想来想去，一定要想办法把粮食分了，怎么分呢，就决定把队长打死。

　　有一天队长从村外回来，路过生产队的羊圈。几个村民就在羊圈里待着，有人出来喊队长，说你进来一下，我们有点事跟你说。那时候队长已经觉得村民们对他不太友善了，所以走到哪手里都提着一根铁棍。队长就进了羊圈，但是他警惕性还是不高，对方好几个人呢。队长和他们讲话的时候，背后就有一个青年，拿根绳子突然套住队长脖子，然后一使劲，把队长扛起来，就勒死了。

　　那天下着雪，羊圈后面山谷里有个水冲下去的深坑，我们西北人把这种地方叫“窟泉”。几个村民就把队长的尸体扔进了窟泉，然后把羊赶出来，在附近乱踩一通，破坏现场。可是公社里本来通知这个队长第二天去开会，队长没去，公社就派人来找。雪地里有队长留下的脚印，到羊圈附近就变得乱七八糟，杂乱的痕迹一直到窟泉边上。最后，队长的铁棍找到了，继而窟泉里的尸体也被发现。那几个村民就承认打死了人，粮食也分掉了。

　　省里的工作组下来，要抓人判刑。可是抓谁？最后就抓了用绳子勒队长的那个青年。抓走还没判刑呢，青年就饿死在监狱里。

　　那时候每个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孤儿院，有的不叫孤儿院，叫幼儿园。很多家庭，父母饿死了，剩下孩子，听说孤儿院管饭吃，大点的孩子就自己跑去，小孩子就有好心人给送去。可是孤儿院也吃不饱，孩子们还是大量死掉。有些孩子平时吃惯了草籽、树皮，突然到孤儿院里吃上了白面，肠胃适应不了，上吐下泻，也就死掉了。很多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坐着坐着就倒下去。

　　我在农场当教员的时候，就听说附近还有个饮马农场，那里有个连队，都是从定西地区来的孤儿，是农场到定西孤儿院招的农工。2003年我写完夹边沟，准备写定西孤儿的故事，就到饮马农场去寻找，认识了一个当年的孤儿。他给我讲，他们那个大家庭五十几口人，1960年以后剩下11口。这个人同意给我带路，连续三年时间，我访问了150多个定西孤儿。他们如今大部分都是农民，依然贫穷，有些是国家安排工作，当了工人，现在也处于下岗状态。

　　右派群体现在的状况也差不多，我调查到的一百多人，也就十个左右属于上层右派，原本是县级干部，摘帽以后还回去当干部。大部分右派就是小学教师之类的普通职员，这些人在1958年之前每月工资三四十块钱，或者高一点到五六十块钱，1978年以后给他们恢复工作，还是每月几十块钱。他们的人生，有20年时间在农场度过，恢复原工作干不到三五年，也就该退休了。等到改革开放，全国人民的工资都上涨，咱们挣两三千的时候，他们的退休金也就三五百块钱。

　　现在夹边沟渐渐变成了公共话题，很多书也陆续出来。我觉得，如果以后还有人下工夫去研究的话，夹边沟问题的余地还很大。但是要抓紧时间了，十几年前我开始调查的时候，估计幸存者应该有二百多人，现在活着的还有没有一百人，我不知道。再过些年，可能他们去世的会更多。没有亲历者在世，就再不会有故事，夹边沟就要变成纯粹的学术问题了。

　　变化

　　正在消失的传统

　　至于我自己，我现在不写饥荒了，作家不能总是重复自己。我正在《上海文学》连载《甘南纪事》系列，写的是甘南藏区牧民生活，写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和现代化前进的脚步。甘肃南部和北部的自然环境差异非常大，甘南很美，山青水秀，民风淳朴。

　　这几年我总是跑甘南，和藏民一起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变化，比如吃饭，除了传统的蕨麻米饭、青稞炒面、酥油奶茶之类，他们也开始吃汉族人的馒头、烙饼、面条。服饰方面，他们平时也都是夹克西装。传统的习惯慢慢淡化，但他们内心还是保留着民族的特性，在社会转型期，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状态。比如两个年轻人打架，动了刀子，打死一个。他们不会立刻报警，藏民的处理方式是，首先由双方家族出面，寺院管理委员会主持谈判，谈出一个赔偿的命价，比如20万块钱。两家人协商同意的话，就不去法院了，赔钱了事。可是有时候法院知道了就不让，法院觉得你杀人了难道法律管不着你？就去把人抓掉。

　　去年我写了个短篇小说《恩贝》，讲的就是这种故事。两个男人因为偷牛的事情打起来，打死一个，活着的被抓起来，他家人就去找死者的家人，说我家给你家赔命价，你们去公安局说说，让他们放人吧。结果公安局不听，把杀人的判了个死缓，死者家就没拿到赔款。

　　过了十多年，死缓改有期，表现好再减刑，杀人的这个男的就获释了。听说仇人释放回来了，死者的遗孀就把三个儿子叫来，她这三个儿子最大的二十多岁，小的也有十八九岁。这女人就说，你们的杀父仇人放出来了，你们现在都成人了，知道该怎么干吗？

　　三个儿子回答：知道。

　　过了些日子，附近寺院有个法事活动，这弟兄三人觉得他们的仇人会去参加。那人果然去了。等活动结束，在偏僻的路上，三兄弟就截住了仇人。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那人已经很老了，看了一会儿面前的三个小伙子，说，不知道。

　　是你杀了我们的父亲。

　　哦，老人明白了，说，好吧。

　　这三兄弟，老二老三拧住老人的胳膊，老大掏出刀子来划了一下，老人的脖子就断了。

　　然后他们就去投案。老大被枪毙，老二判八年，老三判五年。一切都结束后，村里人就说那个妇女：你早该知道，在儿子们面前不要讲过去的事情，你非讲，现在你的儿子一个毙掉了，两个判刑了，你高兴啦？

　　我写的都是真实的故事，只是虚构了地点和人名。那个孤独的女人回答说：

　　这不是我高兴不高兴的事，儿子长大了，就要活得像个男子汉。

　　记者武云溥　

苏珊 · 发表于 5 天前

李玉宵：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2003年，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结集出版，名为《夹边沟纪事》。他在后记中写道：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夹边沟，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多年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

但是，4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人间惨剧，使它注定不能被历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遗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

这是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尸骨，被丢弃，被掩盖，一直掩盖了40年。

2000年，一位作家连续发表20多篇纪实作品，一举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他就是天津作家杨显惠。

一  杨显惠其人

杨显惠操着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他显然还保留着西北人的古道热肠，虽然已经在天津东部的滨海小城塘沽生活了近二十年。

6月10日，得知记者要离开塘沽，他从家里急急忙忙提了两瓶甘肃产的白酒，硬要记者带上。

和记者在一起时，杨显惠很在意每天的中饭和晚饭，首先一定要由他做东，其次一定要喝上两杯，再聊上大半天，聊的当然是都是夹边沟。

酒酣耳热之际，58岁的杨显惠感慨，“好文章其实是老天爷给你安排好的，它们和你的个人命运息息相关。”

1965年，杨显惠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上山下乡。这一年，他刚刚高中毕业，只有19岁，年轻的心中揣着的是一个作家梦。

他被分配到十一师第六团四连小宛农场，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战友们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河西走廊雄浑苍凉的戈壁风光、战天斗地的时代召唤使得年轻的杨显惠激情满怀，但是，一次不经意的闲谈让他发现了生活的严酷一面。

小宛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就是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

在1960年代，这样的闲谈首先是神秘而私下的，只能是三言两语，杨显惠知道的只能是梗概：
就在五年前，也是在酒泉境内，有一个劳改农场，名叫夹边沟，三千名右派，大面积地死亡，死到最后只剩下几百人，死得很惨……

一下子，杨显惠牢牢记住了“夹边沟”。

40多年后，他在《告别夹边沟》的后记中写道，“右派们的叙述在我心中造成的震撼历久不息”。

但是，1965年正值文革前夕，他不可能也无法求其详细。

从1965年到1981年，杨显惠一直呆在农建十一师，期间，他做过售货员，当过会计，读了工农兵大学，在农垦中学做了七年数学老师，开始了文学创作。

16年里，有关夹边沟的消息，仍然是零零散散又总是很隐秘地传来。对于杨显惠，它如同一场梦魇，挥之不去。

1988年，杨显惠成为天津市作协专职作家，跟随爱人调到了天津，在塘沽深居简出，他的创作仍然以西北戈壁滩上16年的农场生活为主。

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学日显边缘化，中国的作家们整体进入一个调整期，有人沉寂了，有人转入商业化写作，还有人沉醉于描摩世俗生活，笃信文以载道的杨显惠也面临抉择。

这个时候，“夹边沟”从心底深处顽强地冒了出来。

杨显惠放弃了以建国后西北地区劳改农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计划，开始着手调查夹边沟事件，他要“真正搞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使没有名，没有利，我也认为值！”

从1997年开始，年过半百的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寻访40年前落难于夹边沟的右派群体。他尝试过从查阅官方档案入手，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贴着地面行走”，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滩中寻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寻访到了一百多位当事人。

虽然杨显惠对夹边沟的来龙去脉已不陌生，但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让他震颤不已。在哭泣和泪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们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一次次生生地揭开伤疤，追述一个个受尽折磨死里逃生的故事。每当此时，杨显惠也屡屡无法自持，只能请求老人暂时停下来，让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泪。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上海文学连续发表12篇，远在千里之外，夹边沟右派的后人们传阅着每一篇，奔走相告：夹边沟的盖子揭开了！

他们带着这些纪实小说，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亲冤屈的亡灵。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它们，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临洮，杨显惠访问了夹边沟幸存者82岁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得读不下去呀！

二  夹边沟农场

从酒泉出发，乘车驶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28个里程碑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有一片连绵的沙丘，散落其间的，是一些半截的土墙框。这里就是夹边沟，那些零散的墙框，就是当年右派们住的地窝子。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

1957年反右之后，劳改犯被转移别处，夹边沟农场变成劳教农场，专事“收容”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来自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他们是反右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

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陆陆续续地，他们从全省各地（主要是兰州市）先后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

至于为什么甘肃省要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是这样解释的：
“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2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2000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和凤鸣和爱人王景超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俩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三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活活饿死，和凤鸣则侥幸躲过一劫。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

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们已经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劳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拚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三  夹边沟的饥饿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

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4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

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的《贼骨头》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景：
“……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就是这位俞兆远，被非人的环境下，也和其他人一样学会了偷东西。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远后来“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他成了难友中偷术最高的右派，成了一个“贼骨头”！仓库里的粮食、食堂里的窝头、猪圈里的猪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干部扔在房顶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标。直到1961年他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了，他还要偷家里的玉米面生吃，气得老婆要和他离婚。

偷盗和吃生食，这就是夹边沟农场三年劳教教给他的生存之道。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第二天，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现场批判大会，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现场，她不能也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四夹边沟事件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

甘肃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高台县明水那片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他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后，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

据和凤鸣回忆，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据高台县明水河农场的宗华先生所述，现在的明水农场，就在埋葬夹边沟右派的地方，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总会有鬼说话的声音，聚集在一起的灵魂们嘈嘈杂杂说个不停。他们无法在人世间说的话，在另一个世界里得以自由地交谈，随便地说。躲在黑暗处偷听的人们虽听不真切他们在说些什么，如果一旦有人咳嗽或说话发出了声音，倏忽间，聚谈的灵魂们便立即转移了，在远处的什么地方低低的嘈杂声又重新响起。宗华说，他自己就曾在这里偷听过灵魂们的谈话，虽听得不真切，但他确实听到了。原来，他们只要躲开活着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里言论完全自由，他们谈得兴起，无止无休……

本文曾于2004年9月15日在五柳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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