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8万大学生今年将毕业，如何实现“人矿”转型？

朱里亚

　　“小时候，父母告诉我好好念书，我念得挺好；告诉我要考好大学，我考上了；告诉我要出国留学，我也留学了;回来告诉我，找不到工作。是我错了，你错了，还是谁错了？”

　　1月4日，在百度财经智库、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独家出品的【硬观点】直播中，如实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表示，基金、券商行业的就业门槛越来越高，如果他再年轻20岁，估计也找不到工作。就业形势严峻，他很能理解当下年轻人复杂甚至愤怒的心情。

　　2022年11月，16-24岁劳动力城镇调查失业率为17.1%，相比7月19.9%有所回落，但仍处在高位。直播中，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指出，中国正面临经济衰退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并存的局面。去年四季度，全国高校毕业生景气指数仅有0.56，低于1，预计2023年的青年失业率仍将处于高位。

　　优客工场创始人兼董事长、人口学与城市更新学者毛大庆分析，中国的青年劳动力人口到2030年以后会开始下降，到2040年缺口将迅速放大，劳动力红利大概还能勉强支撑十几年。但如果不利用这段时间产生劳动力红利结构的转型，未来是非常麻烦的。专家们指出，中国亟需提升教育的职业化、专业化、实操水平，扭转盲目追逐文凭、人人都想做白领的观念，通过新就业形态创造更多岗位，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升级。

　　“最近年轻人中流行‘人矿’一词，我看到后心里一惊。”管清友说，过去老提劳动力红利，不就是“人矿”嘛。劳动力红利背后是低成本劳动力、血汗工厂以及资源环境的代价，无法持久。中国需要推动人力资源与就业结构的转型，但这个转型也并不容易。

　　一半以上医学生不从医，要人的就业岗位没有人

　　2022年，有1076万大学生毕业，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而教育部预计，2023年有1158万大学毕业生。当下，中国青年人，尤其大学生的就业形势面临严峻挑战。

　　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持续。曾湘泉指出，GDP增速2022年一季度为4.8%，二季度2.5%，三季度3.0%。当经济实际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时，城镇调查失业率就会上升。11月，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7%，这和疫情造成经济下行压力、有效需求不足有关。

　　2021年上半年，58同城蓝领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接近5。彼时，曾湘泉去青岛做调研，了解到，一家2000人的企业招工很困难，需要雇11家中介公司招工作。而今，58同城蓝领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下滑，那家企业也只用一家中介公司了，这一家中介公司还在裁员。

　　专家们指出，过去两年，政策突然变化导致几大行业的就业萎缩。房地产直接带动就业虽然只占3%点多，但其上下游57个行业所带动的就业占全部就业的40%左右。此外，“双减”政策也造成教培行业的青年就业断崖式下滑。类似的萎缩还出现在互联网行业。

　　眼下，高校毕业生数据也不容乐观。曾湘泉指出，去年四季度，岗位需求同比下降14.3%，而高校毕业生求职人数增加33%。现在不光是2023届，2022届甚至2021届的毕业生也遇到遇到一些找工作的问题。而疫情防控放开后，岗位需求短期内还不会大幅度增加。

　　另一面，就业难也与教育求职观念造成的结构性供需错位有关。“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学生就业不好，经济好的时候，大学生就业也不好。”曾湘泉指出，人才供给端的信号错误、管理错误和人力资本投资错误，也导致青年人的结构性失业。中国大学普遍重理论、重概念，轻动手能力，许多就业率非常低的专业不断扩招，出现一些过度教育问题。

　　“大家都去追一纸文凭，追回来以后发现手里并没有真本事，或者并没有真正的就业‘扛把子’，这导致一大堆的人在大学期间就处在迷茫中，处在‘人生无意义’的状态下，进而又往研究生、更高学历上考，其实仍然不能解决人生有意义的问题。”毛大庆说。

　　值得注意的是，毛大庆指出，就算没有新冠疫情，由于中国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转变，这几年与未来的几年的就业形势也不会太好。例如到2035年，中国会增加近4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未来几年，国家财政压力将急剧增加。此外，中国正在由单一依靠房地产业转型为依靠高端制造、能源、生命科学等支柱产业，所有人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一个14亿人的国家要把一个支柱转成新的几根支柱时，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毛大庆进一步分析，中国从2015年开始研究，逐渐退出房地产进入先进制造业等替代性行业，但仅仅五六年，很难创造出同时产生大量就业与大量利润的行业。未来八年，中国劳动力红利还能支撑一段时间，但2030年以后，青年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到2040年缺口将迅速放大。如果不利用今后十几年进行劳动力结构转型，未来经济将非常麻烦。

　　“很多装备制造业、高端制造业招工难。最近我走访了几家非常好的养老服务集团，也招不到人。”毛大庆举例，疫情防控放开后暴露出医疗体系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千人对应的三甲医院和病床数量不算落后，但千人对应的医师、护工数量在世界排名约90位，还处在落后国家行列中。而调研中，一家医学院的校长告诉毛大庆，中国医学院的学生转化率还不到45%，55%的医学院学生没有做医生，卖药、卖医疗器械去了。

　　2023年就业会有所恢复，但不代表收入会大幅提升

　　毛大庆预判，2023年的就业将有所恢复，餐饮、旅游等行业的就业率会上升，但是整体就业形势的好转依赖于很多长期因素共同作用。而且，就业转好也不意味着收入会大幅提升，在总体行业利润率较弱的状态下，现在有个工作、能好好工作已经是不错状态。

　　曾湘泉建议，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通过发现金、涨工资等方式建立收入增长机制，尽量降低周期性失业。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启动加速折旧，给中小企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此外，压缩一些扩招后就业率低的高校专业，减少过度教育的问题。

　　曾湘泉指出，家政行业有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很多工作不是大学毕业就能做得好。他在北京、武汉调研发现，家政工平均年龄在五十多岁至六十多岁，大量普工也招不到人。中国大陆的家政行业有三四十万菲佣进入市场，而国内的保姆普遍缺乏专业的技能培训。因此，中国的职业教育在对接劳动市场时，也应该在专业化、职业化、高质量上做文章。

　　毛大庆强调，全社会需要一起转变观念。由劳动部门、教育部门调整就业以及薪酬体系，解决职业教育升级及其与未来产业的对位问题。当下，中国职业技术人员和从事金融的白领相比，起薪点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国家、社会、家庭、个人都应转变精英观念，中国的职业教育应该要变得高级，专业蓝领人士的收入与社会地位也应变得更高级。

　　在毛大庆看来，中国需要扭转成才观、精英观。2011年，他前往日本考察了七家养老院，发现养老院里帮老年人洗澡、洗脚、按摩、心里疗愈的日本年轻人，很多是研究生学历。对方告诉毛大庆，干这行、收入不错，又能学到护理、医疗方面的知识，还能行善积德、积累人生价值。“这方面，我们极度的缺乏。我们的就业观，都想当高级白领，都想当高管，都想干一个貌似光鲜的工作，但未来吸纳劳动力就业的可能往往是这些行业。”

　　一个月前，毛大庆见到两位90后创业者，联合设立了一家立遗嘱的线上平台。独居或孤寡的中老年人，可以在平台的协助下立遗嘱、找律师、进行公证。目前，他们已经做了十几个社区，定时定点给独居老人打电话，子女付费，二三十人一家小公司还有盈利。

　　毛大庆强调，虽然不是人人适合创业，但也可以通过“斜杠”创造价值。《成就斜杠人生》一书提及，2008年金融危机中，许多美国年轻人失业，但人生斜杠就会发现更多生存空间。斜杠的左侧可能是一份谋生的工作，而右侧可能是一份喜欢热爱的事业。人们的就业观中应该纳入人生的意义与乐趣。每个人，无论高低贵贱，都有斜杠的可能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举例，他访谈过的两个年轻创业者，是电子商务专业中专毕业，毕业后先打工，后来找到了做“娃衣”的兴趣，淘宝网店越做越大。小姑娘告诉张成刚，自己每天都笑醒。“我每天出去吃完饭后，就一边玩、一边把娃娃放在某个地方拍照，拍照后、上传到平台，就有人下单了。”

　　张成刚介绍，随着互联网与平台经济发展，出现越来越多的新型就业形态。现在，国内新就业形态主要包括四大类。一是电商就业，比如网店店主；二是平台服务市场，比如网约车、外卖骑手；三是在线平台市场，比如程序员、自由职业者可以通过平台接活儿；四是基于社群经济和粉丝经济，比如UP主或自媒体从业者。当下，特别是城市即时配送、网店店主、在线教师等职业，30%多至98%以上的从业者都是大学生。

　　“怎样定义一个好工作？”张成刚指出，就业市场缺乏高收入、稳定性、权益保障度好的高质量就业岗位，但一些岗位的可得性不错，可能成为劳动者在预算约束范围内找到的最优解就业。比如，数字化运营师、社区团购团长、密室设计师的发展也不错。大学生可以转变观念，打造一技之长，然后主动通过平台对接市场，找到价值发挥的空间。

　　截止2021年底，外卖员、快递员、网络主播等灵活就业人员数量已经高达2亿。中国总人口14亿，就业人口7亿，2亿灵活就业人员占总人口14%，占就业人员的比重为28.5%。而曾湘泉介绍，目前中国传统非正规就业+非标准就业，算下来是2.4亿人，实际规模还要大。现在新就业形态中，社保是较大的制约因素。他建议，中国针对灵活就业建立一套单独的社保体系，同时推动出台平台就业管理条例，给予法律强制性的保障。

　　张成刚介绍，目前比较突出问题，还有低技能者的工资拖欠与职业伤害问题。针对后者，多地已经开始对职业伤害保险做试点，人社部也出台了“56号文”开始进行分类，后期制度会更加完善。而针对前者，他则建议，劳动监察前置、劳动仲裁可以扩大适用范围。

　　对于当下考研考公蔚然成风，曾湘泉强调，职业没有高低之分。“大学生一定要改变职业认识和观念。很多人上大学就为了当干部，但中国大部分是科以下的干部。这说明很多人职业成功观出问题了。优秀的人不是官做多大、钱挣多少，而是工作做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