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蛇”、“中山狼”和“落水狗”,它们的本性就是咬人、吃人,秉性难改,是一群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恶人,是十恶不赦之代名词。无论是“农夫”或者还是“东郭先生”,他们是一群好坏不分、是非不明的糊涂虫子,是软弱与假仁慈的代言人。还是提倡痛打落水狗的“周树人”和东郭与中山狼里的农夫有智慧,他们情商也比较高。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常规情况下有些通用的“情”有时候是跨物种的。这种人之常情有时候会扰乱我们根据事实来判断的思路,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混淆了是非对错、善恶良莠的界线,甚至迷失了方向。
作为一个自然中和社会中的一员,应该了解最基础的自然科学和最基础的社会科学。要明了一些动植物的基础属性,从而能够熟练驾驭自然环境,在极限状态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化万物为己用。在人和自然搏斗的过程中,历经万难最终战胜自然茁壮成长,变得更强大。同时也要掌握一定的社会科学相关的专业技能,这样能够在社会各种运动角逐中至少能够明哲保身,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苟且偷生。发挥得好的话,则能够驾驭社会中各种资源,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在人与社会搏斗的过程中,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骄子。
冬眠的毒蛇和被追杀的中山狼,还有因为某种原因掉入水里玩命挣扎却无法上岸的“落水狗”,它们因为处于劣势而因为本能或狡黠表现出带有强烈迷惑性、欺骗性的模样。一旦它们正常化了,其凶残本性便暴露无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世界不会因为个人的主观改变而改变,他们始终是那样子的,那个本来就存在的样子。如果掌握了基础的自然科学,了解生物的基础属性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化规律;你就不会盲目地“善良”、盲目地让自己的“同情心”泛滥。面对社会中的“冬眠毒蛇”、“穷途陌路中山狼”、“垂死挣扎落水狗”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能够了解人性,把社会中的人进行必要的分类并掌握这些种类的人的基础属性(共性)以及部分特性,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化规律,并掌握人的基础心理学、语言学、民族宗教和社会运动学,掌握基础的政治、经济、文史伦理以及基础美学。你就不会轻易被表象迷惑和欺骗,被改变的永远是别人,被利用然后弃如敝履的永远不是自己。
富有同情心是人类的基础情感和美德,也是一种至高的善良。同时,同情心也是人性里最致命的弱点之一。像个系统里的bug,它经常被一些小人操纵并加以毫无底线地利用,每每得逞屡试不爽。你有高尚的情操,拥有仁慈的悲悯之心,这个并不意味着你想表达的这种美德能够顺利传达。因为这个社会是很复杂的,想要正确表达,那需要手段的。好心办坏事的比比皆是,所以,作为一个正常人首先把自己照顾好,不要把自己变成社会的负分,这点尤为重要。在自己慢慢变强之后可以适当弘扬慈悲之心,助人为乐。
那个用自己体温“拯救”毒蛇的农夫,那个毫无原则大发善心的东郭先生,他们误解了同情心的真谛。无论他们是愚昧或者高尚,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他们都是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农夫被醒来的毒蛇咬死,而东郭先生也差点儿被中山狼吃掉。农夫并没有教唆其他人用体温温暖毒蛇以达到个人目的,东郭先生也没有把自己的危机转嫁给其他无辜人众。中国现在绝大部分行善机构或者个人远远不及那个愚昧的农夫和懦弱的东郭先生,他们是拿着别人的东西挣自己的“面子”。这种人不但卑鄙无耻,而且他们中很多人稍微查一下基本上都是犯罪分子。
例如以山东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女性学生“陪读”非洲黑人男生,并且这些黑人学生还能获得国内学生几乎是仰视的“奖学金”、生活环境。如果帮助黑人是一种善良,那么谁愿意帮助黑人,谁就应该去付出。山东大学从校长、书记到各个分院的院长、书记、中层领导等等,这件“善事”是他们发起的,当然应该他们去付出。女校长、女院长、女书记直接去给黑人学生“陪读”,如果因为性别或年龄问题不能胜任“陪读”,就应该由其女儿、媳妇或孙女、孙媳妇等来代替其履行“陪读”义务。给这些黑人发放高额奖学金,如果超出国民待遇部分的,应该全部由这些校长、书记、院长、中层领导来承担,从这帮“行善”之人的工资单上扣除,如果不够,从其配偶工资单上扣,还是不够,从其子女工资单上扣。无论如何,这笔钱不应该是国家出。哪个领导人主张,对该人一视同仁。他愿意行善,他就应该履行行善的基础义务。这个如果扩展开来,每年中国政府无由头地疯狂撒币、肆意行善的资金不应该由国库出,谁提出,谁出。跟着政策流出的中国资本应该好好查一查,这些是洗钱?还是赃款潜逃海外?对于每一笔外援的举措我们都应该公开,并严查其中有没有吃回扣现象,假借“行善”,公饱私囊。
同情心、慈悲心、善心等是一种至高美德,切莫被这帮无耻之徒污名化了。
佛家的慈悲对象是不分类的,很空濛、很浩大。我们作为社会中的人助人为乐虽然不一定为了回报,但是如果方法不当有可能助纣为孽,往往事与愿违,结果和初心背道而驰。应该帮助那些将来有可能会强壮起来并有能力且可能会帮助别人的人,应该帮助那些将来有可能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团体奉献自己的人。至于“冬眠的毒蛇”、“穷途陌路的中山狼”、“垂死挣扎的落水狗”,也许这个自然或社会的生物链中他们不可或缺,但是他们终是越少越好,少到人们能够没有任何恐惧,少到人们能够坦然幸福地生活,这才是合适的。
对于有益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善良都应该弘扬,对于有损于我们这个社会利益的无论是善还是恶都应该拒绝。这是一个基本标准,基础的界线。
这种理论在处理企业界、民族宗教、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事务都可以活学活用。
举个例子,小到一个企业经理离职,大到一个国家领导人更替。对于领导离职或更替我们应该抱着一种怎样的态度呢?是颂扬他们还是痛打“落水狗”?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当权时给这个国家和社会或者团队创造了什么物质或者精神领域的价值。正分弘扬之,处于中间状态--零分的,大家可以保持沉默,负分的痛打落水狗!不这样,这个团体、这个社会不会发展、不会进步的。
我们现在还饱受文革余孽带来的创伤和痛苦,和我们这群滥发善心的愚蠢的国人是分不开的。我们没有对文革期间国家的、社会的、团体的各个领域的领导给与正确的评价。该挫骨扬灰的,我们没有从精神和物质上消灭余毒。虽然大部分活着的受害者最后平反了,但是那些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决策失误、错误而死亡的受害者,它们绝大部分都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我们没有对作恶之人“中山狼”果断地拿起锄头把他们砸死,我们也没有对那些受害者全部给与相应的补偿和精神安慰。面对过去,我们丧失了基础的原则。所以每隔大约一个甲子,这种文革病就要发作一次。中国人就要全部因为某个或者某几个神经病而无辜受害。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无原则地大发善心而不去惩恶扬善所致,是因为我们没有彻底分析和解决过去的错误甚至是犯罪带来的影响。
《农夫和蛇》(伊索寓言)、《东郭先生和狼》(改自中山狼传)都是启蒙故事,有的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记忆背诵了,为何现在的成人却无法完整记起?无论是理想和现实之间脱节,还是在生活的压力下人们被迫无奈只能选择性地遗忘,让内心趋于平静从而不影响正常生活;有些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