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最近黄亚生关于他自己新书《East的兴衰》的访谈。油管上搜关键词：专访黄亚生，大概十天前那期。
里面提到的两个印象深刻的观点：
1. 很多人默认中国文化是集体精神，但是他却认为是非常个人的竞争文化，而非集体文化。
西方文化才是集体文化（集体行为）。人和人之间虽然没有亲朋好友关系，但是投票时候可以形成一定的共识，还有教堂、商会、国会游说、集会游xing等很多组织的形式，是需要协作的集体追求。
而从隋朝建立的科举制度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强的塑造作用。科举制度产生的考试文化非常强调个人竞争、个人奋斗、自我提升，而非集体协作。
中国所谓的集体主义是自上而下强加的统一行为，是zf告诉你们都该做什么，而不是说几方平等身份商量的结果。这种自上而下再加上个人竞争，导致不满时候也很难有人站出来表达不满，因为也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站出来（都怕枪打出头鸟）。
2. 科举制度不鼓励思维，问问题，导致中国没有思辨文化。中国人很多认同制度，抗议的只是具体的做法（比如”上面都是好的”），是因为他们思维方式不把政策和体制连在一起，也不把人与政治家的行为和体制连在一起，并且不会去问，为什么这个体制没有去阻止一些人做一些事情，或者说思考体制是否成全了一些人的行为。
“个人完全属于集体/国家”是很多中国人的主要认知。但西方第一认知里面，个人是有利益的，有权利的，当然这也是有问题的，比如疫情期间的自私行为。
主持人节目中提到social consent，比如很多人真心相信“为大家舍小家”，“不能乱”等等，导致民众许可zf越界，侵犯个人空间和利益。但是黄说，并不是说民众允许zf越界，而是民众都没有个人利益的认知，那么就没有侵犯的问题出现。他们也没有理清“国家”的概念以及“国家”与“公民”的先后顺序，这才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zf越界。
黄说，权利意识并不是写在DNA里的，需要思想认知的转变，但科举制度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维持单一思想的工具，它阻碍了其他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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